张  健（江苏省声屏广告传播公司总经理）：2005年3月21日，南京市容局通过《南京日报》发布消息，政府将于年内收回所有户外媒体进行拍卖，指挥所所得纳入政府预算外资金，作为城市建设和管理资金的补偿。报道在户外广告业界引起很大震动，大家向省市政府、省市人大、省市政协写信申诉，但是没有效果，在此期间有些牌子就被拆掉了。

      2005年3月到8月这段时间，广告公司不断通过信访、上访、绝食、静坐等方式表达诉求，遂被列为南京市十大信访案件之一，并引起江苏省、南京市两级政府和人大的重视。

户外广告行业面临的严重问题，也引起了各个方面的重视。8月份在北京，由国际广告杂志社牵头，召开了有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建设部参加的座谈会，全国有5-6个城市的从业人员参加。9月25日，在南京召开的长三角地区户外广告研讨会上，江苏省人大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的领导到会，会议结束时都发了言。

      年审问题，在很多城市都存在。停止年审，主要目的是为拍卖做准备，并造成大批非法广告。打个比方，如果工商局不年审，所有的企业岂不都变成违法企业？公安局不年审，所有车辆都成了违法汽车？应该说，这是行政不作为。

行政许可法规定，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不能随意改变，因公共利益需要改变的，必须对被行政许可人予以赔偿。

      关于非公共产权阵地的拍卖，从相关法律文件中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一些法律界人士，如南京农业大学物权法专家沈守愚先生认为，政府对非公产权广告资源的拍卖是违法的，这是一种经营行为，政府部门不能介入。即便业主委托政府进行拍卖，拍卖所得政府不能收取分文。

我们看到，重庆市人大2005年5月27日出台了《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其中有三条规定广告公司是非常欢迎的：

      第一，《条例》规定，属于公共产权的建筑物、构筑物设置广告，要进入拍卖程序，这符合行政许可法，因为行政许可法中有明确规定，有限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通过市场的、公开的方式。也明确了非公共产权的广告资源不属于公共资源。

      第二，城市户外广告的规划，要听取行业协会的意见。即行业在户外广告规划中要有话语权。

      第三，户外广告的年审是两年一次，霓虹灯三年，电子显示屏四年，到期后如没有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要批准。

而我们这里到期可以不批，有的是一年一批。广告公司投资下去，很担心第二年不再审批，而只要不批就成了非法，造成广告公司的损失。

南京的清理整顿，现在暂时停下来了，有关部门在反思，市容局也在进行调研、考察。

     金佩瑜（北京歌华阳光广告公司总经理）：户外广告设施要跟上城市美化的进程。我们的广告牌在城市中已经立了10年，而城市发展非常快，广告设置不随着城市的变化而改造，肯定要落后于城市。所以，积极地对自有媒体进行更新，积极跟政府沟通，是广告公司应该做的，这也是行业协会服务广告公司应该做的工作。特别是，能够参与到政府的政策法规的制定，扩大我们行业的话语权。

     范同成（武汉市户外广告委员会）：中国户外广告业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制环境，有点像农村占地、城市拆迁，矛盾在不断地激化。中央领导一再讲，政府要转型，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但是在户外广告的管理上，政府的转型还不够积极。频繁整治的后面隐藏的是拍卖，说明政府已经搅到经济利益里面了。

现在行业都盼规划出台。但是，规划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人来做，有些地方政府说“一个晚上就能拿出规划来”，这样的规划恐怕还不如没有的好。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国的户外广告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没有自己的地位？这决定着户外广告在一个城市里有没有自己的地位。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恐怕行业很难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杨明松（西安市广告协会秘书长）：广告法规定要有规划，没有规划就没有执行的依据。举个例子，因为没有规划，西安机场路的各个管理部门互相扯皮，至使广告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有些广告公司奋斗了十多年，都赔到这上面了。

如果在整顿时先把规划公布，哪里该拆哪里不该留，广告公司就不至于损失那么大。否则，这个领导看这块牌子不顺眼，那个领导看那块牌子不顺眼，广告公司就没法经营了。

     应曙光（上海飞帆广告公司总经理）：大家都在盼规划。上海3月29日出台了一个规划，其中规定，包括浦东在内的整个外滩只留下4快广告牌，高架路两侧20米内不能设广告牌，理由是保证视觉通畅。我们计算了一下，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广告牌还要再拆除70%以上。规划规定得十分具体，如5米宽的人行道上，不能设置任何广告、街道家具。上海的人行道宽大都是3米左右，广告要拆除30%-50%，基本上就是90%了。阅报栏广告规定20公分高，长度是两米多，怎么做？这个规划等于把市容局整顿的结果都否定了。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做规划的人不懂广告，也不去学习、研究户外广告是怎么回事。上海工商局有广告科，市容有灯光办，规划部门只有一个兼职，根本没有负责广告规划的专业人员。另一个问题是，对城市应如何认知？现在规划的出发点，是把城市看作单一、垂直的居住场所，最多加个绿地，从理念上把商业属性完全排斥在外了。

这个规划，令我们户外广告业界大失所望。广告行业非常希望能参与制定政策，但决定权并不在我们。上海户外委和市容局做了很多沟通，也参与了市容局规划的设计和策划，一条街一条街做，但管理部门一变更，结果大相径庭。

目前，上海市户外委正在做两件事，一是听取法律专家的意见，二是要求这个规划暂免执行，请专家论证、听取行业意见，并要求市政府法制办、市容局、工商局、规划局一道坐下来，倾听意见。从这里看出，法制环境的确很重要。

拍卖的问题，应该说上海市做得比较客观。上海市容局领导明确表示，一两年内不搞拍卖。因为有一个产权清晰的问题，从解放到现在产权问题一直没有界定清楚，使拍卖、招投标难于操作。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是公共阵地里，也存在国有和企业所有之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已经交给企业的，再由政府部门拍卖就不妥，所以目前暂不实施。

      杨  树（大连国域无疆&现代交通传媒总经理）：大连户外广告设施曾经历两次拆迁，2004年拆了一部分楼体和单立柱，也尝试过拍卖，拍出的金额并不高，属于试验性的。

真正的危机是在2005年。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市城建局在报纸上发布公告，要求主要路段的单立柱限期自行拆除，逾期强拆。对此，广告公司反映非常强烈，纷纷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

上诉、请愿、谈判，直至与城建部门达成默契，维权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我们给人大、市政府、市长、书记，所有主管部门都呈递了上诉书，但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复。请愿时，300多名广告人穿西装打领带在市委门口站着，当时城建局的领导接见了，要求大家坐下来谈，这个结果超出了我们原先的想象。

牵涉到广告牌被拆的二三十家广告公司，联合成立了大连户外媒体联盟，由联盟出面与政府沟通。经联盟内部商议做出自律的决定，即在城建局通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

当时的局面是，城建局要求全拆，然后重新拍卖。而联盟想要争取的是，尽可能保留一定数量的牌子，否则，大连户外广告业将遭受灭顶之灾。对拆除广告牌，政府是没有补偿的，而是由联盟成员互相补偿。比如，按计划我们公司只需拆掉一根单立柱，而经过调整，实际拆了5根，其中有4根是补偿给兄弟公司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整个行业全军覆没。

国域无疆拥有申请国家专利的单柱造型，并无偿提供给业界作为设施改造之用。市政府和城建局因此对广告公司刮目相看，并决定，今后在户外广告规划和审批时，将听取、采纳联盟的意见。

目前，大连市户外媒体联盟正在注册，之后我们将设立常设办公机构，建立自己的网站，作为大连市户外广告业的一个品牌。

      范学成（西安市政管理委员会广告处处长）：户外广告发展到现在，整顿和发展的关系怎么摆？我认为整顿是必要的，通过整顿，城市得到美化，广告业能更好地发展。

有人提到广告公司失掉资源无法经营的问题。我想，国营企业职工可以下岗，老板可以炒鱿鱼，素质差的广告公司被淘汰也是正常的。

行业协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立场上沟通呢？如果要求每一块牌子都保留下来是不合理的。西安经过清理整顿、改造以后，广告价格利润都上去了。

西安市户外广告整顿历时两年，总共拆掉了近30万平方米的牌子，边建边改，态度坚决。没有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拆除的进行了相应的补偿。

      孙英才（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我们回顾一下，建国50周年的时候，北京拆了很多户外广告，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应。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有觉悟，能自律的。另方面，在那次整顿中，政府绝没有利益在里面。

户外广告确实应该整顿，但是怎么整顿？如果全拆掉，然后原地起牌子再拍卖，广告公司就觉得不平衡了，因为牵涉到利益，广告公司反映就很强烈。

我们的政府，用税收来维持运转，足够了，每年税收的增长3-4倍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现在矛盾就在于，是不是依法办事，有部门利益在里面就不公平，这是问题的关键。

城市的管理者，是把户外广告当成反映市场繁荣、引导消费、美化城市的一部分，还是把户外广告和城市对立起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听到上海外滩只留4块牌子，真是可惜之极，因为无论国际广告协会还是跨国公司，他们认为外滩的户外广告设置比美国时代广场有过之而无不及。

审批的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一条信赖保护原则，政府不能滥用企业对政府的信赖，而做出损害企业的事情。广告公司、协会及时跟政府沟通，取得法律的支持，这都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中国户外广告行业正在经历的疾风暴雨，已逐渐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而户外广告从业人员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的依法维权，以积极、理性的自律行为，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